元帅刘伯承为何会说:不要做红墙里的贵族

解放后,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、市长和军管会主任。他十分注意联系群众,反对搞特殊化。一次,有人向刘伯承反映,少数政府工作人员、部队人员,不按规定手续购买车票,免费乘车;进入戏院、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不买票,看“霸王戏”。得知这一情况后,刘伯承非常生气,以军管委的名义,连续下发了“乘坐车辆须按规定购票(布告、军字第一号)”、“进娱乐场所须购票入座(布告、军字第二号)”。这两项“禁令”一出,违纪现象顿时消失,广大市民拍手称快。刘伯承在南京生活了近10年。其长子刘太行回忆说,父亲最反对的就是家属和子女搞特殊化。解放军刚进城时,他就叮嘱母亲,现在解放了,国家还很穷,人民生活也不富裕,我们的生活,特别是子女的生活,决不能特殊,要同群众的生活大体相当才是。1.jpg1956年,刘伯承和夫人、子女合影“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,那时南京刚解放,父亲是南京市长,有一天,他带着我们去参观中山陵。到了那里,看到一张通知,说那天因故不能接待参观者。父亲正要带着我们回家,中山陵的负责干部赶来了,可是父亲还是坚持服从规定,拒绝了让我们进去参观的邀请。回家的路上,父亲给我们讲道理:‘爸爸虽然是个高级干部,但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,都是为人民服务的,因此也应该按规定办事,不能搞特殊化。’”刘伯承还对子女下农村参加劳动、接受教育十分支持。他经常说,干部子弟生活优裕,如果长期脱离群众,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。2.jpg刘伯承和夫人、子女与邓小平合影1964年,刘伯承的小女儿刘弥群在北京航空航天学院读书,适逢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开展,大学生需到农村参加8个月的“社教”活动。刘伯承知道后非常支持女儿参加。“父亲要我下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,还很严肃地指出,干部子弟生活优裕,如果长期脱离群众,将会养成资产阶级意识。他说下农村是好事,不要让人说我们是‘红墙里的贵族’。”在刘伯承家的电话间里,一直贴着一张告示——儿女们,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。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。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,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。“我们兄妹穿的衣服,都是代代相传,甚至不分男女的。”刘弥群的弟弟刘蒙读中学时,还穿着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,以至于很多同学笑话他,叫他“黄皮”。回到家,刘蒙吵着以后再也不想穿女式军装了,还遭到母亲的严厉批评。1970年后,刘伯承的儿女们先后结婚,但都和本单位的职工住在一起。长子刘太行结婚后,一直住在单位分配的9平米的房子里,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,直到刘太行的孩子出生,单位才给他们调换了一个18平米的套间。
抗战刘伯承治军史:日军令竟被视作第二教材刘伯承元帅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,而且是优秀的军事教育家,为我军军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。刘伯承有一句名言,“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,它是直接地、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、流血多少的检验的。”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,刘伯承深知: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军队,都不能“不教而战”;凡有才干的军事家,都懂得首先教育训练干部。“治军先治校”,是他的一贯主张,也贯穿其军旅生涯始终。刘伯承与邓小平辛亥革命爆发后,刘伯承到万县参加响应革命的学生军,从此开始其辉煌的军旅生涯。1912年2月至12月,他考入重庆军政府将弁学堂受训,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学习,毕业后担任川军第5师司务长一职。旧军校正规的教育,不仅初步奠定了他的军事理论造诣,而且赋予他“治军先治校”的“旧式经验”。刘伯承剧照1926年12月,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泸州、顺庆(今南充)起义,担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,并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,策应北伐战争,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制川军东出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。就在泸州、顺庆起义成功后,他就在所属部队办起了军政学校并亲任校长,这是他“治军先治校”理念化为实践的开始。通过治校,使许多刚刚脱离北洋军阀系统的旧军官接受了新式军事、政治思想,站到进步方面来。

元帅刘伯承为何会说:不要做红墙里的贵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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